之跟同事聊天，不自觉地将“归”字的一声读成类似四声并加重，同事一愣的瞬间，自己也觉得好尴尬。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呢？说起来这得跟一部分虎林人说的方言有关。
目前在百度词条上搜索“丹东话”这几个字时，百度百科显示，丹东话应泛指丹东周围有些市县所说的方言，是胶东官话的一种，同时介绍了许多分类，像作者说的就是东沟话。因本人不是研究语言类的，也解释不太清楚语言方面的专业知识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百度下。里面有一段关于该语言使用范围的介绍，除了理所当然的丹东境内及周边范围，还提到了虎林。
百度百科中关于丹东话的使用区域介绍
有地理常识的朋友第一反应就是，这两地方别说挨着了，连省份都不挨着，咋还能有人说这种流传并不广泛的方言，又不是普通话。
原居住在虎林县太和、义和、伟光、新乐、东风、忠诚（上述均为乡镇合并前的老地名）等地很多居民，祖籍均为辽宁省东沟县（现丹东市下辖东港市）。以本人为例，父母双方上一辈老人均为东沟人，小时候身边的人也大部分来自于东沟，因此每个人操着一口流利的东沟话（之前曾在别的平台发过该文，有许多东港市的老乡给我反馈，东沟话和丹东市区说的话也有区别）也就不足为奇。直到现在离开家乡这么多年，平时自己早已习惯说着带有东北音的普通话，甚至身边早已无此语言环境的情况下，只要回到虎林或者与家人通话时，神奇的事情便发生了——语言自动切换，更能做到东沟话与普通话瞬间无缝切换，我想这就是母语的力量吧。
拍摄于《东沟县志》封皮
东沟话跟大连话有些相近，跟东北三省的普通话差距还是挺大的。除了发音与普通话大相径庭，还有少量的词汇也独具特点，不了解的人根本不知道在说啥。比如“嘎实”、“来（三声）塞”、“揣次”等等，这也造成了每次领媳妇回虎林，偶尔还要充当下“翻译”。
在记忆中，本人十四岁之前根本不会说现在说的普通话，毫不夸张地说，当时上小学，好多授课的老师教识字时，就是按照东沟话发音教的。当时并未觉得有什么不妥，偶尔看电视或接触不说东沟话的外人，还觉得这些人说话咋这样。后来小学临近毕业时，从村中转去县城上学。第一天在课堂问老师问题时，还造成了老师及班里同学哄堂大笑，当时老师跟我说：“孩子啊，咱进城了，咱不能说土话啦”。
至于说虎林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东沟人的集中出现，本人没做过具体调查，不敢妄下结论，但从自己家族的迁徙史中，或许可得一二。
我的家是在我太爷那辈，从东沟赶着牛车带着全家一路走到虎林。当时来虎林具体的时间，因好多老人已经不在了，没人能说得清，只能靠一些细节大概推算出年-年这个区间。据以前听老人回忆，当时虎林已有少量东沟人，后来陆续越来越多的东沟人迁徙而来，或一家来，或几家合伙而来，投亲靠友，逐渐形成了后来的一个个村落。像我姥姥家就是年初从东沟搬来虎林定居，这时期也有东沟同村的村民后续搬来。
中国人骨子里对故土，存在着很深的情怀，有句话叫故土难离。为什么我的先辈们不辞辛苦、风餐露宿、跋山涉水，迁徙到这片当时看来无限荒凉的地方那？小时候曾经问过家里老人，我们为啥不在老家呆着，答案只有一个字“穷”。
当年的东沟跟现在的东港简直没有可比性，现在的东港市因靠近港口，交通便利，已经发现得非常好。但在当年，因多山丘，可耕种土地面积少，人口众多等因素，造成许多人生活极其艰难。老话说：“人挪活，树挪死”，因此我的先辈们不得不背井离乡，远赴北大荒谋生。
拍摄于东港客运站
前几年因工作原因，去过牡丹江周边及林口县周边的一些村屯，与村民交谈时发现有的村屯口音与丹东话接近。一打听，原来这些村民早年间是从丹东宽甸迁徙而来，人数也不算少。结合虎林的情况，可以得出一个结论：在民国初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之前，有部分丹东市所辖地区的百姓，因各种因素举家迁往黑龙江定居，并逐渐形成了以胶东习俗为主要生活习惯的村落，代代繁衍生息。
小时候记得我姥姥总念叨老家的亲人，老家偶尔也会来亲戚，带来当时少见的黄蚬子和板栗。我姥爷早年回东沟，会带去全家需要节省很长时间积攒的豆油。随着老家亲人的不断离世，姥姥、姥爷对家乡的思念已不再如从前那么强烈。而很多年轻的一代，也已经不再会说那口带有浓重味的“土话”，“东沟”也慢慢从老家变成了一个能吃黄蚬子的旅游之地。
黄蚬子
拍摄于丹东鸭绿江大桥
时间就是这样，渐渐地会改变许多。虽然我已离开虎林多年，但无论我走到哪，还是改变不了爱吃碴（三声）子的习惯。时常会怀念大年初一去奶奶家给老祖宗和爷爷、奶奶磕头的时光。送年、送灯、女儿周岁要摆寿桃（一种花馒头）等习俗，也早已与周围生活的环境显得格格不入，我们的语言在这里也在渐渐地濒临消失，但我还是觉得这就是属于我们的生活，因为我们的根在那里。
我认为，虎林这片热土在艰苦的岁月里，像母亲一样收留并哺育了许多当年贫苦的东沟人。同样，东沟人也同包括十万转业官兵及其他省份的人民一起，在保卫边疆、虎林建设等方面，付出了汗水甚至是生命，靠着无数双勤劳的手，将当年的北大荒建成了如今的北大仓。